〔摘要〕簡單地從人事管理角度把鄧建軍看作干部或知識分子，或者從鄧建軍所從事的一線工人崗位把鄧建軍看作一般工人，都不利于對鄧建軍作為制造業公眾人物本質屬性的認識；鄧建軍是將工人與知識分子有機地融合到一起的工人，屬于新時代的“知識型工人”。所謂“鄧建軍式的工人”就是“知識型工人”，也就是“站在時代前列、不斷學習、具有開拓精神的當代知識型、高技能型工人”。對鄧建軍身份的這一界定使鄧建軍作為制造業公眾人物獨特的歷史意義和強烈的時代特點得以彰顯，而且符合高職生的培養目標，有利于幫助高職生克服就業方面的浮躁心理，培養職業意識。
〔關鍵詞〕鄧建軍 鄧建軍式的工人 知識型工人 知識分子 干部 身份
鄧建軍屬于職教畢業生，其成才的起點是在中專時期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而且鄧建軍的成才之路和人才類型符合職業教育的培養方向，因此，鄧建軍在全國職教系統具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很多職業院校都開展過向鄧建軍學習的活動，有些學校的校園網甚至建有學習鄧建軍的專門網頁，很多職業院校的畢業生都以成為鄧建軍式的高技能人才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常州大學城6所學校都開展過學習鄧建軍的活動，在自己的網站轉載上級有關部門號召學習鄧建軍的文件，宣傳鄧建軍事跡，其中有3所院校邀請鄧建軍作報告。我們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作為鄧建軍的母校，自1993年就開始宣傳校友鄧建軍的事跡，多次邀請鄧建軍回母校作報告；2000年以后，又在校內塑建軍像，植建軍林，樹建軍班，鋪建軍路，并在學校許多重要位置張貼胡錦濤接見鄧建軍的巨幅照片，開展建軍杯系列賽事，并于2006年成立“鄧建軍校園文化研究會”。經過歷時十三年的大力培育，初步構建起了以鄧建軍“愛崗敬業，自強不息”精神為核心的校園文化。在2006年下半年高職高專辦學水平評估中，學校的辦學特色報告《構建以鄧建軍精神為核心的校園文化》受到了教育部專家的高度評價。在作為評估重要內容的學生專題研討中，很多同學都表示要“像鄧建軍一樣做一名工人”或“做鄧建軍那樣的工人”。針對如此高頻率出現的“工人”一詞，有位評估專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同學僅僅立志做一名工人是不夠的。鄧建軍已經不是純粹的工人，而是知識分子。”由于鄧建軍的身份與高職生職業意識的培養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作為以培養鄧建軍式的高技能人才為最終目標的高職院，尤其是作為多年來致力于構建鄧建軍校園文化的鄧建軍母校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有必要對鄧建軍的身份作一系統的梳理和準確的界定。
一．鄧建軍身份的多重屬性
從人事管理的角度看鄧建軍是干部，但他所從事的崗位卻是工人崗位；他雖在工人崗位工作，而從就業前的最后學歷及其以后所達到的知識層次上看又應歸入知識分子的行列：鄧建軍的身份具有多重屬性。
（一） 作為干部和知識分子的鄧建軍
受古老的“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影響，讀書做官或者讀書做國家干部的思想在很多人頭腦中的烙印一直很深。多年來，我國人事制度以及人事檔案管理的一貫做法都是以這一觀念作為基礎的：在2000年大中專學校未大規模擴招之前的大、中專畢業生，只要是國家任務生（公費生），其身份就是國家干部，他們的檔案全部歸入干部系列管理。反之，如果沒有大中專文憑，在單位就是工人，其檔案全部歸入工人系列；即使在職進修取得大中專文憑或被聘為領導干部，一般也不會改變其工人的身份。2005年《暨南大學黨政干部選拔任用規定》中就有這樣的表述：“工人身份的人員在擔任黨政干部職務期間，享受相應的干部待遇，但工人身份不變。”
鄧建軍畢業于1988年，第一學歷為中專，進入常州黑牡丹公司時，其身份是干部，他后來所獲得的高級工程師職稱就屬于干部系列職稱。而且，按照鄧建軍當時的中專學歷，他完全屬于“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是按照學歷來界定的，指的是中專以上的畢業生，這一劃分方法至今沿用。顯然，從人事管理的角度看，鄧建軍的身份屬于干部，從學歷上看屬于知識分子。
（二） 作為工人的鄧建軍
1.從所從事的崗位和職業看，鄧建軍屬于工人。
1988年鄧建軍中專畢業，按照當時的做法，自然是安排在科室的干部崗位。然而工廠成立了電子小組以負責全廠的機器維修，要鄧建軍到生產一線的維修崗位工作。鄧建軍整天與生產一線的機器打交道，為修理一臺機器，在織布機下一鉆就是幾個小時――這完全是我們想象中的工人所干的工作。鄧建軍屬于“高級技師”，高級技師必須具有很強的生產一線現場操作能力，而“高級技師”屬于工人級別。很多記者如此描述鄧建軍的工作：“哪里的機器不轉了，哪里的零件要換了，哪里的程序要調整了，哪里的部件要保養了，都是他的活。”鄧建軍中專畢業后一直都在從事一線工人的工作。
2.從中宣部和全國總工會對鄧建軍的輿論宣傳看，鄧建軍屬于工人。
只要打開互聯網搜索“鄧建軍”，我們便會發現對鄧建軍一系列的界定語：“電氣技術工人”，“知識型工人”，“學習型工人”，“工人工程師”，“藍領工人”，“工人專家”，“一線工人”，“新型產業工人”，“新時期知識型產業工人的領跑者”，“設備維修保養一線的工人”。這些界定語源于中宣部和全國總工會對鄧建軍的宣傳。由全國總工會主編、王兆國作序、沈國凡撰寫的鄧建軍傳記文學作品，其標題就是《中國技工鄧建軍》。鄧建軍作客中央臺《新聞會客廳》時，在長達28分鐘的節目里，屏幕上始終定格著這樣一行字：“咱們工人有技術。”十分有意思的是，畢業于永濟機電技校，而工作遠在唐山、年齡30歲、已經工作18年的趙某也把鄧建軍當作自己的工人榜樣，他2005年8月3日在中國技工人才網上發布的求職信息中表示：“做鄧建軍式的當代工人是我的追求。”
在世人眼里，鄧建軍就是一名工人。
3.黑牡丹公司前董事長曹德法稱鄧建軍為工人。
黑牡丹公司前董事長曹德法既是鄧建軍的重要培養者也是鄧建軍事業強有力的支持者，他對鄧建軍的成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曾在多種場合介紹鄧建軍，稱鄧建軍為“一名普通中專生、工人”、“技術熟練、具有較高科技素質的產業工人”。他在談鄧建軍的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是“工人”和“技術工人”，而且表示：“科學家、企業家是人才，優秀工人也是人才”〔1〕。黑牡丹公司的“鄧建軍科研小組”也被稱作是“工人科研組”。在曹德法的眼里，鄧建軍屬于人才，屬于工人中的人才。
4.鄧建軍本人把自己看作工人。
新華社記者宋振遠在《中國功夫成就中國制造――記知識型工人代表鄧建軍》一文中記載了鄧建軍的這樣一些話：“我只是想干好本職工作，為工人兄弟爭口氣。”“洋專家輕蔑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做出點什么，不僅為了證明自己，更證明中國工人的尊嚴！”“我自己還是始終認為我僅是黑牡丹公司一名普通的電氣技術工人。”〔2〕筆者采訪鄧建軍時，鄧建軍始終強調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工人”――這其中自然有鄧建軍自謙的成份，但鄧建軍一直把自己看作工人卻是事實。
二．結合社會認知習慣和現代人才觀正確界定鄧建軍身份
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企業，尤其是股份制企業，“工人”和“干部”的界線已經逐漸淡化。企業在人才市場招聘時，首先不是考慮我需要的是工人還是干部，而是關注自己企業有哪些崗位、需要什么樣的人才。股份制企業常常以“員工”稱呼包括干部和工人在內的所有人員。企業工人與干部界線的淡化，是經濟發展使然，是時代使然。鄧建軍屬于制造業界的公眾人物，如果我們仍然按照人事管理的慣例簡單地將之劃歸干部行列，是缺乏時代觀念的表現，既不恰當也沒有實際意義；如果我們將他界定為知識分子，則與人們印象中以高學歷為特點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形象大相徑庭，同樣缺乏時代意義；如果我們完全拋棄“工人”、“干部”、“知識分子”的稱謂，籠統地將鄧建軍稱為“股份制企業員工”、“人才”，不僅因違背社會認知習慣而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不利于我們對鄧建軍身份本質屬性的認識。有人建議建立一種全新的職業分立體系：在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與普通操作工之外，建立一個有別于傳統“八級工”的、介于工程師與工人之間的新職級，并通過對這一職級實踐作用與形象概念的不斷強化，使其價值得以彰顯[3]。然而這一新職級還僅僅停留在設想階段。
曾任美國聯邦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教授可稱為全美“人才首席執行官”，其論述非常超前，可謂現代人才觀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成功的未來》一書中，將人才分為三種：張揚型、內斂型以及這兩類人才的高級整合。無獨有偶，實力教育研究中心曾發表《實力型人才類型》一文，文中將實力型人才分為三種：研創型、社管型和整合實力型[4]。其中研創型相當于羅伯特·賴克的張揚型。文章又將研創型(張揚型)人才分為研究型、創意型、藝術型和操作型四種。實力教育研究中心認為，其中的操作型人才喜歡以物、機械、動物等為對象，從事明確的、有序的、系統的活動。為了解決問題，使用與動手和體力有關的能力，對與物件、機械、工具、運動器材、植物、電氣技術、動物相關的職業有興趣，并具備相應的能力。文章指出操作型人才的共同特征是：實際，沉默，謙虛，順應的、具體的、樸實的，愿意接受具體的形象化可操作的培訓，能夠開創穩定有序的事業，控制激情。如果我們將鄧建軍歸類，正好符合操作型人才的基本特征。而操作型人才，其崗位很多都在一線的工人崗位。“人才”這一概念并不排斥“工人”，身份為“工人”或身在“工人”崗位也完全可以成為“人才”。
結合社會認知習慣和現代人才觀來界定鄧建軍的身份屬性，我們認為中宣部和全國總工會將之界定為“知識型工人”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對“知識型工人”作具體詮釋，其內涵應該為“站在時代前列、不斷學習、具有開拓精神的當代知識型、高技能型工人”。
1．鄧建軍是工人。從他所在的崗位、所做的工作看，這一點都是毫無疑義的。山西省政協主席鄭社奎認為：“我們看一個人是不是人才，關鍵是看他能不能把積累的經驗、學到的知識、拿手的技術、掌握的信息，以創新的精神運用到實際當中，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結出創造性的果實。”〔5〕稱鄧建軍為工人，是對其崗位、工作的準確描述，按照現代人才觀，這并沒有貶低鄧建軍作為人才的含金量，因為現代人才觀是基于貢獻力的人才觀。鄧建軍所在的黑牡丹公司，一批身在工人崗位而擁有高技能的工人特別受人尊敬，他們靠知識、能力、貢獻擁有話語權、享受高待遇。
2．鄧建軍作為“知識型工人”，有別于馬克思“總體工人”的概念，也不同于我國曾經出現過的“文化工人”的概念。
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提出過“總體工人”概念：如工程師、機械師、細木工等等，“這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工藝”〔6〕。1972年，社會學家馬爾庫塞針對資本主義現實解釋“總體工人”概念這樣論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剝削的基礎在擴大，工人的概念也在擴大，它不僅包括藍領工人，而且包括過去獨立的中產階級、第三產業的工資收入者和廣大知識分子，它們共同創造和實現著剩余價值，并與“總資本”的領導和組織力量相對立。在總體工人中，“知識分子不僅在物質生產過程，而且也在越來越科學地控制消費和‘生產’關系的過程中起著一種決定性的作用。”〔7〕可見，馬克思所謂“總體工人”，實際是將知識分子歸入工人隊伍。鄧建軍顯然不屬此類。
我國歷史上曾幾度出現“文化工人”的概念。20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作家沈從文來到上海為生計而寫作，資本家只付給他極少的稿酬，因此他貶稱自己為“文化工人”。解放后很長一段時期，因受極左思潮影響，很多作家都將“文化工人”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在批判會上所作的發言題目就叫《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人》――當時所謂的“文化工人”實際是要求作為知識分子的文藝、文化工作者通過各種改造途徑將情感歸向工人階級隊伍。而今，中國作家出版社的編輯們又戲稱自己為“文化工人”――其含義雖然還待作深入探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編輯們一開始就是知識分子甚至是高學歷的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是只有知識分子才能從事的工作。鄧建軍則是從工人崗位成長起來的，其成長歷程、工作性質和專業特點都不適用“文化工人”的概念。
3．鄧建軍是將工人與知識分子有機地融合起來的工人，是“鄧建軍式的工人”。鄧建軍作為工人，正如評估專家所說“不是純粹的工人”，不是傳統意義上只會默默無聞、按部就班進行簡單操作、缺乏創新意識的工人；鄧建軍作為知識分子，也不同于坐在書齋里的那種狹義上的知識分子。既有工人的動手能力，又有知識分子的縱深研究，才成就了鄧建軍今天的事業。鄧建軍作客中央臺《新聞會客廳》時，黑牡丹公司董事長曹德法和中央臺《當代工人》欄目主持人勝春共同探討了工人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曹德法認為：“一個好的技術工人從某種程度上超過工程師。”勝春則認為：“現在好的工人就是知識分子。”鄧建軍擁有知識分子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學歷和知識，以此為起點，以終身學習的理念刻苦鉆研技術，終于將工人與知識分子有機地融合到了一起。馬克思當年作出的“工人知識化”的預言，正在中國工業化的現代潮流中成為現實。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彰顯鄧建軍作為制造業公眾人物獨特的歷史意義和強烈的時代特點。
“鄧建軍式的工人”或“知識型工人”符合高職生的培養目標――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和高技能人才，是對高職生培養目標最生動最形象的詮釋。高職生就業是要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和崗位，而不是去爭取某種身份。鄧建軍作為一線知識型工人而不是管理干部和傳統的高學歷知識分子的形象，很容易打動高職生，有利于幫助高職生克服就業時的浮躁心理，為他們的學習生涯和就業起導向作用。
參考文獻：
〔1〕新華網
〔2〕人民網2005年4月21日“嘉賓訪談”
〔3〕馬龍生. “鄧建軍現象”拷問中國的人才塑造機制〔J〕.紡織指導,2005,6
〔4〕http://www.xindaxue.com
〔5〕鄭社奎.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人才觀〔J〕人民網－中國經濟快訊周刊，2001，45
〔6〕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卷．460-461
〔7〕徐大同．20世紀西方政治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92-193